构建优质均衡、更加完备、更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要坚持把缩小差距作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战略。2020年，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广泛开展线上教学，秋季学期实现全面复学，1000多万高中毕业生顺利完成高考，实现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目标，打赢了教育脱贫攻坚战，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推进。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从整体上看，我国教育公共服务的区域、城乡、校际差距还比较大。教育先发展地区的线上教学聚焦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开展了理论和制度建设，而一些后发展地区还在为如何保障师生有足够的学习终端发愁。疫情就像一面放大镜，不仅放大了不同学校和老师的教育能力与教学的差异，也放大了家庭教育对儿童青少年学习动力、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影响。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基础和根基在于提高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底部”。这个“底部”主要是在农村、薄弱学校和教育处境不利家庭。《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2021年及整个“十四五”期间，我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依然需要缩小教育差距，着重在区域、城乡、校际和群体四个因素上下足功夫。
二是要把强化新型公共教育服务能力和水平作为提高我国整体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现代化水平的战略重点。基本公共服务是由政府主导、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政府在教育领域提供的基础性服务，具有公共性、普惠性、基础性、发展性四个主要特征，与全体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实现人的终身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从学段来看，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重点从“基本均衡”转向“优质均衡”过程中，新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可以延伸至线上教学平台、线上线下融合机制建设，而在“非基本”教育公共服务中，政府的统筹、兜底、公平与质量保障功能如何发挥得更好，以解决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应是“发展性”新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要重点考量和规划的内容，如家长焦虑、校外培训乱象；家校协同育人机制失灵、低效问题；新高考背景下的功利性选科，老师、家长和社会盯着名牌重点大学升学率，而非“适合”学生兴趣和能力的大学；学前三年教育公共服务资源严重不足问题等。
三是要把创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模式作为深化公共教育服务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供给侧，需要充分发挥公办学校民办学校的办学活力，切实发挥出校长、教师的积极性，影响和带动家长理性追逐优质教育资源。深化教育层次、类型的结构改革，切实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在需求侧，需要深入分析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自主选择的教育需求。“家长焦虑”的背后，是“唯分数论”的指挥棒。教育，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能过于注重分数。教育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跟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密切相关。这提醒广大教育决策者、教育研究者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如何切实扭转教育政绩观、教育价值观、教育质量观，研究如何在建立科学的准入规范、评价规范、监管规范的前提下，统筹协调社会资源，促进多元社会主体间的协作与互补，建立面向全社会的公共教育服务供给统一战线，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此外，还需要加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的外部环境分析，超前谋划国际竞争形势变化，人口的规模、结构和区域变化，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等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提出的挑战和更高要求。